颜炳罡简介:颜炳罡,山东临沂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政府特聘泰山学者,山东省文史馆馆员。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山东周易研究会会长等。著有《当代新儒学引论》《心归何处:儒家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生命的底色》《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等著作20余部。颜炳罡教授是民间儒学、大众儒学、生活儒学、实践儒学的倡导者和躬身实践者,是山东乡村儒学现象的重要发起人。
有幸来到聊城,出席羡林学术高端讲坛启动仪式暨纪念季羡林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且作“羡林学术高端讲坛”首讲,感到这是我的荣耀,同时也寄托着临清人民、聊城人民对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一种期盼和期待。
在山东,除了我的家乡临沂,最近十年来,我到的最多的地方就是聊城,一年大概有七八次之多。为什么如此频繁地来这里呢?因为我对聊城这块文化的热土充满了殷切的期盼和满满的敬意。我是带着学习的心而来,向历史上聊城的先贤学习,向今天生活在聊城这块土地上的各位领导、贤达和同学们学习。
走进聊城,想想这是武训先生走过的土地,这里留下了武训先生的脚印,不禁让人对这片文化热土充满着无限敬仰!武训先生的形象长期存在我的脑海中,我时常想起他,他是我崇拜的“偶像”。武训,一位乞丐,因为自己不识字,上了当,受了骗,自己发誓去办义学,教人识字,让像他那样的穷人不再上当受骗。凭着自己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和坚定的志向,硬是靠乞讨办了三所“义学”。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就是儒家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这是一种什么情怀?这就是儒家推己及人乃至舍己为人的情怀!这大概就是《中庸》所说的“絜矩之道”在现实生活中的体证吧。如果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武训兴学那种精神、那样的情怀,我们这个国家何愁不强,我们这个民族一定会走向强盛!中华文化何愁不光,中华文化一定会走向复兴!
武训先生的这种仁爱精神感召着我,让我留恋聊城!
聊城有武训,还有傅斯年、季羡林,他们的品格和他们的学问,永远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习;更有张自忠将军、范筑先将军等等,他们的爱国情怀,气贯长虹,可昭日月,永远存在天地间,永远让后人敬仰。季羡林先生的学问,我辈几乎不敢望其于万一。如果我们像季羡林先生一样,甚至在某一方面做得像他那样,此生足矣。可以说,产生了武训先生的仁爱、张自忠将军的气节、范筑先生将军的肝胆、傅斯年先生的品性、季羡林先生的学问的这样一块文化热土,我们能不常来凭吊一下?能不常来感怀一下?
聊城这个地方,为什么有这么丰富的文化资源?没有历史文化积淀能这样吗?如果我们继续再向前追寻就会发现,聊城曾是王阳明心学的重镇,明代“北方王门七贤”都是聊城人,现在聊城古城里有个“七贤祠”,供奉的就是他们。他们都是阳明后学的重要人物,而造就“七贤”的功臣中,有一位与我同姓的人——心学创始人王阳明的传人,叫颜钥。他是江西人,做过茌平县教谕,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是他把王阳明心学在茌平乃至聊城传播开来。颜钥有一个弟弟叫颜钧,号山农,是阳明后学的杰出代表,也是我们今天从事乡村儒学、社区儒学的先驱式人物。当年,颜山农从北京一路南下,专程到茌平来看望哥哥颜钥,且在聊城做短暂停留。那么,颜山农当年走的是哪条路呢?虽然没有史料记载,但是我完全可以猜想,他可能是通过京杭大运河来的,很可能在临清这个地方上岸。颜山农讲学,所到之处非常轰动,听他讲学的人多时有几千人之众。在那个时代,他虽然读书不多,没有什么大的功名,但他影响了许多有功名的人、有学问的人,有些中进士的人仍然拜他为师,向他学习。我认为,颜钧是位了不起的文化人物,他影响了聊城,也影响了全国。他播下的文化种子,至今仍然在发挥着影响,聊城大地上至今仍然活跃着坚持推广乡村儒学的刘庆涛先生、创办临清京杭书院的李忠厚先生等一批人,他们就是当代武训,毅然扛起传播普及优秀传统文化这面大旗。那么,我们今天坚持推广普及优秀传统文化的目地是为了什么呢?我认为,就是为了我们今天这个演讲的主题:“人文化成与斯文中国的重建”!
何谓“人文化成”?如何才称得上“斯文中国”?
2019年5月4日,我到新加坡出席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主讲嘉宾。我演讲结束后,接受现场听众的提问。其中一位外国学者问我一个问题:“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是富起来了,现在中国很强大,但中国很伟大吗?”这问题极具挑衅性。作为中国学者,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我回答说:“我们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是全世界上唯一未中断的文明形态,我们中国不伟大吗?中国自古是礼义之邦、文明古国,我们不很伟大吗?两千多年前,能产生孔子的地方,能提出‘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民族,能不伟大吗?”我回答完毕,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当然,强大不一定伟大。什么才叫伟大?伟大就是受人尊重,强未必受人尊重。受人尊重需要什么?怎样才能受人尊重?一个民族,人民有文化,这个民族才能受人尊重;一个民族有礼义,才能受人尊敬。用我们今天老百姓的话说,你懂得礼貌,才受人尊重。而想要受人尊重,首先要懂礼。连礼都不懂,谁尊重你?用临清话说,就是“不受待见”。我的老母亲今年87岁了,是个标准的农民,不识字,但是她经常这样判断人:看到一位年轻后生,穿戴整齐、干净,很懂礼貌,就说:这个孩子“斯斯文文的”,或“这个孩子很斯文”。斯文就是有礼貌的人。
“人之初,性本善”。我们每一个人,天赋之性就是我本善良。但是,我们天生就懂得礼吗?善良与生俱来,但礼仪规范不是与生俱来的。要知道,礼是要教化的。人由不知礼,到知礼、明礼、懂礼、依礼而行的过程就是人文化成的过程。化成就是把我们化成一个斯文人、一个文明人、一个懂礼貌的人。礼就是文,斯文就是中华礼乐文明。如果中国人都是懂礼貌的人,都是文明人,斯文中国就建起来了。
如何建设斯文中国呢?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人民提出的要求,是这个时代的文化使命。一个人经过这种文的“化”,通过文化的养育、陶冶,才能成个“人”,才完成了社会化的过程,这就是人文化成。
“人文化成”出自儒家六经之一的《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周易•贲•彖辞》)文即纹,本义是指纵横交错的纹路,引申为条理、秩序;化是动词,转化、变化。自然人是不完美的,是动物性存在,干什么事不避讳;人不能像动物那样,所以对人要化之,要改变、提升。用什么来转化与提升呢?这就是礼。人间的“文”指的是人间的条理、做人的社会条理,这就是文,就是礼。“观乎天文”就是考察天象,引伸为天体运行、变化规律,我们就可以知道四时季节的变化;“观乎人文”考察人间社会的规律、条理,可以看到人世间的文明程度,由文明程度就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的状况,进而教化天下,让天下都很有教养,这是文明的理想状态。
孔子,作为至圣先师,他之所以是至圣先师,归根到底是他以文自任,以华夏民族的伟大文化传人自居,“斯文在兹”四字是用来赞扬孔子。孔子当年在匡地被围,在生命危急关头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论语•子罕》)大概意思是说:周文王已经死了,中国的礼乐文明不都体现在我身上吗?上天如果想要消灭华夏文明,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明了;既然我已经掌握中华文明,那就说明上天不想消灭华夏文明。既然如此,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斯文在兹”的出处。“斯文”在哪里?在孔子那里。我不知道在座的年轻朋友或老师们到没到过曲阜孔庙或中国乃至世界上任何一个孔庙。在全国任何一座孔庙大成殿内正中、孔子塑像上面,都悬挂着三个匾额:一个是“万世师表”,赞美孔子是万世以来所有老师的榜样。既然是师表,那么天下老师都要向他学习,就学孔子。这个匾额是清朝康熙皇帝题写、用来颂赞孔子的;第二个是“生民未有”,什么意思呢?自人类诞生以来,就没有一个人比孔子更伟大。“生民未有”这四个字来自于《孟子•公孙丑上》,原为孔子的学生子贡赞美孔子的话。清朝雍正皇帝用这四个字来颂扬孔子。第三块匾额就是“斯文在兹”这四个字,这是晚清光绪皇帝用来颂扬孔子的。什么意思啊?我们华夏民族的文化教养在哪里啊?在孔子那里!孔子的思想从哪来的?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孔子说:我没有创过什么,我是从先辈那里继承来的,我的思想是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有学者高度评价孔子说: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孔子处在2500年的中间点上,孔子以前的2500年的文化,都收在孔子那里,孔子以后的2500年的文化都由孔子所开创。所以,孔子是中国文化之中心。
孔子是以文自任,继往开来。他是儒家文化的开创者,儒学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和根干。因此,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立论,儒学是人文化成之道。我们为什么要化成呢?化成就是我们由自然人转化成文明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种转化:人一生下来只是个自然人,我们要转化成社会人、政治人、商人等等。但是无论你要成为什么类的人,所有的人都要先转化成文明人。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揭示的是养成君子人格所必修的三项课程或工夫。我们经常看央视“中国诗词大会”节目,诗歌是要干嘛的?诗歌是培养人的丰富想象力,唤起我们的情感世界。孔子还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礼,礼仪是一套规范,是我们立身处世的准则、规矩。一个学校要有规矩,一个企业要有规矩,一个家庭要有规矩,一个社会要有规矩,做官经商都有它的规矩。你接受他的规矩,就接受它的礼,可以做官,可以经商,可以为农,可以为工,无处不可以立身,无处不可以立足,即立身成人。通过诗歌的演习、礼仪的训练,有了“诗”、“礼”的具体修养,以乐“和”之,即“乐”的性情熏陶,方近于君子人格的养成,这就是人文化成。
孟子说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几希就是很少,几乎没有。孟子说:人和禽兽的区别非常小。这点区别往往君子都能够保持住,一般人把这点区别丢了。那么,这点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三字经》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苟不教,性乃迁”。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我本善良”。但是,一些人把善良的本性丢了,由善良变得不善良。善良的本质要想保持,怎么办呢?就要接受教化。这种教化,叫自我教化。当代大儒梁漱溟先生说:“儒学孔门之学,反躬修己之学也。”儒学是教人修身的。我们每个人都要修身。孟子坚持“性善论”,教育人通过修身习礼激发人的本性之善。而荀子坚持“性恶论”,那么,荀子认为人应该接受礼仪吗?答案是肯定的。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他还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劝学》)他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万物当中人最为贵?因为人有那点礼义。如果人没有礼义,那就变成什么?人就变成禽兽,人和禽兽的区别就在于懂不懂得道德礼义;没有知觉,人就变成草木了。草木是什么?作为人来讲就是植物人。所以守住礼义,就是守住了做人的底线,就是这个意思。
古人曾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是说一个人不想成为圣贤,那就是禽兽;要不想成为禽兽,就要修身。修身怎么修啊?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迁善,“见贤思齐焉”,“就有道而正焉”。另一种方法是改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有德性修养的人,都可以做到。孔子最欣赏的学生颜子,可以做到“不贰过”。
修身是德性修养,最根本的原则与方法是“反求诸己”。
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 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修身的精义就在于“行由不得,反求诸己”。儒家思想的精髓就在于,向内求而不是求诸外,即要求时时处处向自己身上反省:与同学发生问题了,先问问自己是不是自己有做得不对的地方,而不是首先指责对方;同事之间闹别扭了,首先问问是不是我有问题而不是去指责同事;父子相交、兄弟相交、夫妻相交及与所有人相交都是如此,“行由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先自我反思,是不是我错了?当代大儒熊十力先生说:“圣贤学问,一点血脉,‘反求诸己’四字而已”。圣贤著了那么多书,讲了那么多言语,他只要你记住四个字“反求诸己”。领悟了这四个字,你就抓住了做圣贤的精华,这是儒家修身思想的精髓。
当前,我们生活在全面小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都达到了饱食暖衣的水平。但是,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说:人吃饱了,穿暖了,居住生活条件好了,如果不接受教化,就和动物差不多。
前面讲的教化主要是人文教化,侧重于化自和自化:化自就是转化自己、成就自己,自化就是自我教化。但是,人还必须按受教化、接受他化,同时又有责任化他。尤其是我们幼师的同学们,这一点要特别注意。你们长大了,面对的对象是小孩甚至幼儿,你要自化,又承受化他之责。看护幼儿、照应幼儿需要什么吗?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爱心,这就是仁爱之心,就是仁心。因此,孟子说:“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见《孟子•滕文公上》)我们要想不“近于禽兽”,成为文明人,首先要明人伦,人伦中最大的就是这“五伦”,所以明这五伦就是明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我们只有每个人都明人伦了:为儿子的做到孝,为父亲的做到慈,为领导的做到了仁,为下属的做到了敬,天下做朋友都讲信用,这个社会不就文明了吗?中国不就斯文了吗?所以,中国文化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2015年5月,我应邀担任聊城海源书院院长,接受《聊城日报》记者采访时我说了一句话:“愿为往圣开新学”,这篇《颜炳罡:愿为往圣开新学》的新闻报道至今还在好多网站上挂着呢。开新学是要干什么呢?开新学是相对于“继绝学”而言的。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为往圣继绝学”。可以说继了绝,绝了继,中华文化,不绝如缕,十分悲惨。何以造成了这一局面?说到底是因为知识分子负担过重,而民众负担过轻造成的。所以,我们要把文化从少数知识精英身上、从书斋里解放出来,还给千千万万的大众。少数知识精英有文化并不代表中国就有文化。只有千千万万的大众有文化,中国才算是真有文化。中国不是空洞的概念,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代表着中国。所以斯文中国的重建,是每个人的天职,你有责任,我也有责任,人人都有责任。
华夏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礼仪之国。唐朝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所以说,中国是个文化观念,也是个政治观念。因为是文化观念,我们就有了“华裔”的说法。大家读过《论语》没有?《论语》最后一篇叫《尧曰篇》,记载了尧临终对舜的托付:“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临终的时候又把这个话说给了禹,禹又被商汤、文王、孔子所继承,这就是“中华道统”。允,是牢牢的意思。“允执其中”四个字,就是牢牢地把握住中道中正的意思。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原因只有一个:中国者,是中道之国也,中正之国也。北宋时期,有一个思想家叫石介,山东老乡,他写过一篇最早论中国的文章——《中国论》,专门说明中国何以为中国:“夫中国者,君臣所自立也,礼乐所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冠昏祭祀所自用也,縗麻丧泣所自制也,果瓜菜茹所自殖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他在文章中说,所有东西中国都拥有,中国是一套自成体系的文明啊。对中国人来说,值得骄傲的是什么?最值得骄傲的是,我们有礼仪之大,我们有章服之美,我们是个文明的国家!你看,世界各国向我们来取法:从魏晋南北朝以来,日本等各国陆续派出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来学什么?学文化,这一点在今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人文化成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天职与使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下,我们知识分子的角色与传统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已经不同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希望“得君行道”,要得到皇上的信任后,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他是一味向上,不断向皇帝上奏疏,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现在的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呢?由“得君行道”转向“觉民行道”,走到民间去,走到学校去,走到企业中去,向老百姓向大众讲道,把中华文化、中华文明讲出去,唤起民众的道德良知,就是对大众进行教化,就是我坚持推广的大众儒学、草根儒学、实践儒学、生活儒学。
这么多年来,我之所以经常到聊城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向我们年轻的朋友、向喜欢乡村儒学的乡民,来传达我所学的知识,这就是“觉民行道”,要将以前向皇上写奏疏变成向大众传授知识。所以说,我们从“为往圣继绝学”提升到“为往圣开新学”,回归儒家的天职——人文化成、重建斯文中国,这就是我们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就曾经说过:“今之所谓知识分子,便是从前所谓的念书人。如果我们所讲他是代表理性维持社会,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就是众人之师,负着领导教化之责,很能照顾大局,不落于偏。实现理想型工作上,他是最合条件的。如果知识分子不能尽其天职,不能承担起教化大众的责任,只顾贪吃便宜饭,而且要吃好饭,那便是社会之贼,就不是大众之师,就是社会之贼。”他的意思是说,知识分子如果在社会上没有建树,你就是在祸害这个社会。知识分子们,你是做民众之师,还是做社会之贼呢?
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时说:“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工农群众结合,是判断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线。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你就是革命。你不配合工农群众,那就是反革命。”
与梁漱溟先生的话相比,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更进一步为我们指出了方向:知识分子要作民众之师,不能做社会之贼啊。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的知识分子有着新时代的使命和担当,应该尽到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呢?人文化成,重建斯文中国,让中国成为文明之国。也可以说: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我们传统的礼乐文化,重建我们的礼乐之邦,这才是尽到了我们的使命,尽到了我们的天职。因此,我们要走一条和大众、社会充分结合、融合的一条新道路:要为往圣开新学,使中国由强大而走向伟大,成为世界上最受人尊重的国家,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受人尊重的民族和群体。
走上这条新道路,任重道远,责任重大,不是一两个人所能完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在座的年轻朋友,寄希望于你们!
让我们共同努力,重建斯文中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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