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慎始。经书开篇，大都寓意颇深，统摄全篇，如《诗》之《关雎》、《书》之《尧典》、《易》之《乾》《坤》。至于《春秋》为何自鲁隐公开始，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11年，清华简《系年》的公布，为解开这一谜题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和新的视角。《春秋》始于隐公，实是源自西周末期“二王并立”开启春秋各国乱局，霸权迭兴，孔子乃拨乱反正，笔削《春秋》，以寄尊王之大义。

  在清华简《系年》公布之前，平王东迁前后存在的“二王并立”分裂局面，仅在《竹书纪年》中有简要记载，对于其引发的历史影响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系年》的详细记载，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愈发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周幽王娶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娶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中西书局，2011）

  由此可见，西周末期“二王并立”包括两个阶段：先是“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即幽王与平王宜臼之并立，一度引发幽王围攻宜臼的战争；幽王死后，“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即幽王弟携惠王余臣与平王宜臼之并立，直至“廿又一年”（前750）携惠王被杀，分裂动荡局面持续24年之久。但是携王被杀，平王赢得王位，并没有带来周王朝的繁荣和稳定。相反，上梁不正下梁歪，开启于西周末年的“二王并立”这一政权分裂的混乱状态，在春秋初年各个诸侯国内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纷然淆乱，动荡组合，上演了一幕幕“二君并立”终至胜王败寇的杀伐事件，开启了一个“天下无王”的风云变幻、霸权迭兴时代。

  正是鉴于春秋时期王道衰微，王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于世，孔子忧惧而作《春秋》，欲以明王道而垂后世，彰王化而治乱世。对于孔子因“天下无王”而作《春秋》之旨，自孟子首揭“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后，学者大多赞同此说。宋人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云：“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宋人孙觉《春秋经解》亦云：“《春秋》之作，以天下无王而王政不行也。故天下无王，则《春秋》书王以正之前；王政不行，则《春秋》微周以见其意。”不过，这里的问题是，既然周王室自幽王时已威信不再，那么，孔子伤叹“天下无王”而作《春秋》，为何不从幽王时期的鲁孝公开始，却要从平王之末的鲁隐公开始呢？

  对于理解这一疑点，《公羊传》一段话，至为关键：“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也征引这一观点，表示赞同。因此，拨乱反正，非常精当地揭示了孔子编修《春秋》的真正用意。下面就“拨乱反正”这一关键词语结合史实作一分析。

  首先，对于“乱世”的界定，《论语·季氏》篇孔子云：“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孔安国解释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平王东迁，周始微弱。诸侯自作礼乐，专行征伐，始于隐公。”这里，孔安国细致地划分了两个时间节点，对于我们认识《春秋》“始隐”问题很有启发：他根据孔子判断天下“有道”“无道”的主要标准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还是“自诸侯出”，认为平王东迁（前770）前后，虽然经历一段“二王并立”、天下无王的阶段，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仅仅是周王朝“微弱”的开始，还没有达到礼乐征伐王权的完全丧失。真正步入纷争无序的“天下无道”阶段，却始自近半个世纪以后的鲁隐公元年（前722）。因为这一方面与孔子本人所划定的“十世希不失”的时间起点相吻合。自鲁隐公僭礼乐灭极，至鲁昭公出奔，恰为十世，也就是说，自孔子所处的昭公时期向前推十世即为隐公时期；另一方面，各诸侯国纷纷效仿周王朝“二王并立”、擅自征伐的历史事实，也大都在隐公时期（前722—前712）集中暴发，如前724年，晋之曲沃庄伯弑晋孝侯；前722年，郑庄公之弟段作乱；前721年，郑伐卫，开春秋时代某诸侯征伐他国之先河；前720年，郑侵天子田；前719年，卫联合宋陈蔡伐郑齐，开创了诸侯联合伐某国的先例；前718年，卫州吁弑其君桓公；前712年，鲁公子翚贼杀隐公。这些无视王权、诸侯内讧的“无道”乱局均集中发生在鲁隐公时期，而孔子以《鲁春秋》为纲修史，因此《春秋》断代自然始自隐公。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也说：“观夫东迁之后，周室微弱，诸侯强大，朝觐之礼不修，贡赋之职不奉，号令之无所束，赏罚之无所加，坏法易纪者有之，变礼乱乐者有之，弑君戕父者有之，攘国窃号者有之。征伐四出，荡然莫禁。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诸侯分裂之。平王庸暗，历孝逾惠，莫能中兴，播荡陵迟，逮隐而死。夫生犹有可待也，死则何所为哉！故《诗》自《黍离》而降，《书》自《文侯之命》而绝，《春秋》自隐公而始也。”宋人萧楚《春秋辨疑》也说：“《春秋》书诸侯盟会侵伐，见天下大政自诸侯出，此《春秋》所以自隐公而始也。”

  其次，“反之正”，意指寻求使乱世恢复正常秩序的良方。《论语·颜渊》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修《春秋》不仅仅是揭露“邪说暴行”“善善恶恶”，使“乱臣贼子惧”，更重要的是究乱世之根源，觅治世之良方，使天下回归正道。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指出春秋乱世的根源在于“失其本”，在于定于一尊的王权衰微，在于维系人伦纲纪的礼乐崩坏，故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孔子将隐公置于《春秋》第一公来写，不仅仅着眼于隐公被弑，春秋乱世的大幕由此拉开，还有一层更深的意蕴，那就是张扬隐公礼让精神，为混乱世道树立一贤君楷模。对于隐公“礼让”之德，“三传”均表认同。《公羊传》：“凡隐之立，为桓立也”，明确表示隐公摄位，就是为了桓公将来能即位当国。《谷梁传》：“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左传》解释《春秋经》元年不书隐公即位的原因是“摄也”，并特别补叙了隐、桓嫡庶之由来以说明“隐公立而奉之”，突出隐公虽行国君之政，实则意在奉桓公为君。事实上，隐公在位十一年间，不仅时时牢记摄位之名分，而且处处遵循周礼之规定，捍卫周礼之尊严，如居摄不行即位之礼；父改葬不临哭；母没不赴；大夫众父卒不与小敛等等。对于如棠观鱼的违礼行为，事后对曾经谏阻的臧僖伯深表痛悔，并“葬之加一等”，加一等级安葬僖伯。《左传》将“让”视为礼的核心要义：“让，礼之主也。”孔子也主张礼让治国，他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左传》中，礼作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国纪朝纲，成为评判或裁定事件是非曲直的最重要标准，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左氏》善于礼。”“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而春秋乱世最大的特征就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也就是对周王朝礼制的僭越和破坏。孔子“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否极泰来，以使每况愈下的乱世重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有序的“王道”社会。因此，《春秋》开篇，极力突显隐公摄位之诚，礼让之举，改过之德，实在是欲在乱世泥淖中托举一朵白莲，树立一道德标杆，尊王崇礼，补弊起废，寄世一希望，予人以力量，此乃“始隐”之微义，“反正”之宗旨。这与孔子删《书》始自《尧典》，述《易》效法天德，实乃异曲同工，旨意相类。

  至此，孔子修《春秋》始自隐公元年，存在三个参考维度：一是自无道之君周幽王开启的父子兄弟相争，二王并立，直至东迁后王权式微、号令不行的“天下无王”横向历史维度；二是鲁隐公时期集中爆发的各诸侯国内乱不断、相互征伐“二王并立”局面的纵向历史维度，开启春秋霸主角力中原的序幕。三是鲁隐公摄国谦让，在乱世之中竖起一个遵守礼法的标杆，这是个虚设的道统礼法维度。这犹如一个历史坐标系，天下无王的历时坐标、政出诸侯的共时坐标与鲁隐公摄国谦让的道统坐标，都在鲁隐公时期交织汇集，形成突出的历史转折点。“《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修《春秋》，意欲“拨乱世反之正”，“以当一王之法”，既要“采善贬恶”，据史直书，以史官的实录精神真实地再现一个“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天下无道”的乱世，又要以为王者师、为民立命的勇气和担当传承文王、周公所开创的礼乐文化传统，希冀端本正始，尊王重礼，重塑尊卑有序的和谐社会秩序。因此孔子据鲁史修《春秋》，始于隐公，于势于理，皆当然耳。

  （作者：宁登国，系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23年07月2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