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及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无论是经济总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还是社会保障事业等，都取得了决定性发展成就。李慎明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相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这是我国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经验。

一、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有序竞争的格局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着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初期中国进行了各项事业的改造，对私有经济进行彻底改造，在经济制度上建立了国家公有制。通过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公有制这一制度层面的要求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没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继续推进了所有制结构的变革，逐渐形成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有序竞争格局，也就是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我国所有制结构秩序的演化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1988年，所有制结构秩序发展为公有制为主导，其他所有制为补充的所有制结构秩序。我国所有制结构秩序发展的第一步是允许其他所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并给予法律形式上的保护。第二阶段是，1989-2002年，确定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秩序，并把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三阶段是，2003-2008年，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继续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所有制结构秩序逐步由限制准入秩序走向开放准入秩序。2003年以来随着我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向纵深发展，所有制结构秩序逐步走向多种所有制经济竞争发展的开放秩序，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推动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有了彻底的改变，基本上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在非公有制经济职工人数上，2005年非公有制经济职工人数为3849.157万人，占全国职工人数的35.48%，2008年非公有制经济职工人数为4765.86万人，占全国职工人数的41.39%。非公有制工业总产值上也取得了更大的发展，2004年非公有制工业总产值为110663.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的59.11%，非公有制工业总产值超过公有制工业总值9.11个百分点，其工业总产值贡献远远超过了公有制工业经济。2008年非公有制工业总产值为354542.4亿元，占全国总工业产值的69.8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条件是保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这从根本上确保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是人民所有，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中国经济秩序的所有制结构安排上并非完全私有化，中国也绝对不搞完全私有化，而是公有制经济的引导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邹至庄认为：“私人所有制并不一定产生管理效率。在中国有大量的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这表明市场经济中的私人所有制并不一定产生管理效率。解释经济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来自其他企业的竞争。”因此，完全私有化并非一定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所有制秩序是否有效率，其关键是否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竞争秩序。那么，我国的经济制度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竞争格局，这既保证了我国发展的方向，也促使了经济发展的成功与经济绩效的提升。

二、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发展方向，并积极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形成计划与市场互补的格局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是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在计划体制的基础上发展商品经济，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到补充作用。至此，计划和市场被确定为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两个组成部分，实现了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共同调节资源配置。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论断，解放了思想，为我国资源配置秩序的改革以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到极大地推动作用。政府职能依据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逐渐转向服务于经济发展上来，转变到提升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上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推动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格局。同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步一指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外部负效应问题、竞争失败和市场垄断的形成、失业问题、区域经济不协调问题、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不断提升经济治理能力，有效解决了市场失灵问题，促使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实现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邹至庄认为：“市场刺激手段对于经济迅速发展并不充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资源配置的手段始终是计划和市场的结合，这是促使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市场经济体制保障。经济发展必须实现计划和市场的有效结合，既促使经济的繁荣发展，又能积极摆脱各种危机，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有效统筹。正如胡鞍钢所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既运用五年计划这只‘看得见的手’，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社会进步，也运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提供良好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这是理解中国奇迹的一把钥匙。”

三、坚持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形成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的互动格局

国家政治发展道路对国家发展具有重大作用，符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促进国家发展，不符合国家实际的政治发展道路会限制和约束国家发展。张维为认为：“从根本上讲，一个政治体制的品质，包括其合法性来源，不能只是程序的正确，而更重要的是内容的正确，这个内容就是要实现良好的政治治理，并要以人民的满意度来检验。‘良政还是劣政’远比‘民主还是专制’更重要，如果“民主”指的只是西方所界定的所谓‘多党竞选制度’的话。我们强调内容正确高于程序正确，这本身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通过良政为导向的实践来创建和完善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各种程序。”

无论是限制准入秩序，还是开放准入秩序，都存在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的互动。随着社会发展的变迁，政治能力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也要求政治上的发展。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之间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展现出的不同的互动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秩序变迁的速度与方向。国家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同时也是国家经济衰败的根本。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供良好的政治秩序。政治秩序，是指社会中人们依据基本的政治共识与法律制度展开政治实践的一种状态，政治秩序主要包括政府的型式、政治民主发展、政府治理、政治生活以及政治合法性等。

推动经济繁荣发展必须建设强化市场型政府。“强化市场型政府”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对所有人都稳定的且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二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的掠夺行为。可见，国家如果不能明确界定财产权利和执行公正的契约并且政府存在机会主义的掠夺行为，那么这个社会秩序不是开放准入秩序，因此也不会出现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自然政府意味着限制进入，政府通过制度化设置障碍而实现租金，也就是制度设租。自然政府状态下的限制准入秩序有极大地危害性，其一是不利于竞争的实现，资源配置缺乏效率；其二是不利于非精英阶层的发展，非精英阶层难以打破身份限制；其三是私有财产权利的限制不利于社会的繁荣，社会生产活动陷入静止状态。同时，政治不稳定、政治分化和政治压制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变量，冯毅通过对菲律宾三个经济负增长期1962－1964年、1983－1986年、1991－1992年的考察，得出结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现政府维系生存的几率越小，经济增长越慢；政治分歧越大，经济增长越慢；政治压制越强，经济增长越慢。

张维为认为：“中国今日的迅速崛起离不开中国所进行的大量‘相对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改革开放后，我国致力于“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建设，致力于法治建设，逐步形成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法治体系，保障所有人的财产权利，允许个人财产取得合法收入；实施合理的契约执行权利。张维为认为：“中国模式的特点之一就是中国有一个比较中性、开明、强势的政府。”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重要品质内容，是“中国奇迹”的重要法宝之一。同时姚洋也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巨大进步，取得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了经济发展。张维为认为：“中国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政经不分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互动过程。中国政治改革的独特方法，虽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总体上还是体现了一种政治智慧。它至少化解了单向度推进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巨大社会风险，避免了许多国家因激进政改而造成的政治动荡乃至国家解体。”

“政治上的可行性是经济转型中的一种重要因素，政治上的可行性影响到经济改革的总体方向和在特定领域、特定时间所采取的特定步骤。”同时，胡鞍钢认为：“中国政治上的可行性主要是构建了中国式政治制度：一是领导人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了政治领导集体的稳定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二是领导人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是公共政策决策实现了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这是中国为什么总是成功的根本原因。”政治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涉及到政治对经济建设的服务以及为经济秩序提供稳定保障。张树华认为：“30多年来，中国政治发展和民主建设的各项政策和制度安排，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维护政体的稳定和效率，有利于维护人民的经济社会权利，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团结、活力与和谐。”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稳定机制，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对国家稳定、发展具有较强的责任感，保证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并不断固化社会主义共享信念体系，形成意识形态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格局

道格拉斯·诺思认为：“人类演化变迁的关键在是参与者的意向性，人类的演化由参与者的感知所决定。在向更复杂的、互相依赖的文化演化的压力环境中，人类意识及其意向性已经导致了不同的制度结构，这些制度结构进一步又可以解释社会不同的经济绩效。”苏联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信念和意思形态上的混乱，最终导致苏联的发展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所以国家的衰败首先是信念和意识形态方面，如果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认知出现错误，导致国家混乱并最终走向解体或者灭亡。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的关键在于构筑并发展完善了社会主义心智模式，形成了社会主义信念体系，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地发展完善。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论断，形成了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思想观念，达成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实现社会发展的公平和正义。

社会主义信念体系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没有社会主义信念体系就会导致意识形态的混乱，进而影响到经济的社会主义形态。我国是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根本主线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等信念体系就是对马克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稳定机制。

五、坚持人民的利益优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容利益”格局

发展的目的影响发展的动力，并决定发展的结果。发展成果由谁享有关系到发展的成败。如果社会利益分配不当会引发社会矛盾，引致社会风险，进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成败。因此，经济社会发展要解决好成果的分配。利益的占有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是社会利益由特权阶层享有；其二是利益由社会公众共同享有。利益的分配关系到社会公众的情绪，关系到公众是否支持发展。所以，发展能否得到社会公众支持，其关键在于发展成果是否能够由公众享有。共容利益是理性追求自身利益的所有个人或所有某个拥有相对凝聚力或纪律的组织能够获得该社会所有产出增长额中的相当的部分，并且同时会因该社会产出的减少而遭受极大的损失，则该个人或组织在此社会中便拥有一种共容利益。共容利益给所涉及到的所有个人以激励，激励他们去关心并努力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从根本上保障了人民利益的实现，为推进社会建设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和使命，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最高的地位，推进社会建设，优化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带领人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竞争力在于 “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解决了发展“为了谁”的问题，那就是发展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是要坚持共享发展，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发展过程中坚决反对两极分化，人民共同享有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人民和谐幸福的生活，社会更加和谐。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决实施打赢脱贫攻坚战，促使脱贫攻坚任务得到更好地完成，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了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更为宽裕，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增强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充分激发了人民群众更加自觉地投身伟大事业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了磅薄发展力量。

（本文系聊城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理论研讨会一等奖论文）

作者简介：郭敬生，聊城市委党校经管教研室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