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深刻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十月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关键条件。一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十月革命通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农相结合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壮大了阶级基础；三是以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和基本遵循的共产国际推动和直接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今值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时，重温党的创立，回望党的百年历程，回顾百年坎坷，回味百年甘苦，体悟百年沧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党的领导，奋发进取，砥砺前行。

一、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敌入侵，内乱不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民不聊生。这“激起了几乎中国政治、知识等各界精英人士这样一种情绪，即现状必须彻底改变。”为此，一代代仁人志士接续努力，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出路。在探寻救国良方的艰辛历程中，“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日本提出企图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意图恢复帝制，张勋拥戴宣统皇帝复辟，军阀割据和混战此起彼伏，尊孔读经甚嚣尘上。孙中山对此痛心不已：“政治上、社会上的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国人从技术到制度上学习西方节节失利，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已经不能挽救中国命运，资产阶级政党已经不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中国走不通。1914 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两大帝国主义阵营互相厮杀的空前残酷和战后社会的极度混乱使人们进一步怀疑和反思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毛泽东描绘当时情景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面对种种乱象，中国先进分子一度沉浸于极度的彷徨和苦闷之中，沉重的失望取代了起初的希望。当中国人民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中奋斗的时候，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恰好指明了一条新出路，给他们正在苦思冥想的种种问题提供了新的合理的解答。“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一）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向全世界宣告，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才能顺利推进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破民族解放斗争；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工农大众才能当家作主；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广大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才能获得解放；只有走工农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才能改变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民族受奴役受压制受剥削的悲惨命运。十月革命前，在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之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将其作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剥削和医治社会弊病的最新学说介绍到国内。但由于当时中国尚缺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前提、阶级基础和思想条件，也由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忽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等因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很小很局限，没有形成思想运动。对中国而言，十月革命最大的影响就是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使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知识分子。“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展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强大理论威力，显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和工农大众的震撼力量，震动了全世界，也惊醒了一直苦苦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促使他们去探究和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十月革命所带来的世界新变化与新问题。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俄政府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友好宣言，明确宣布“将俄皇政府自行侵夺，或偕日本及他联盟国公共侵夺之中国人民所有者，一概归还中国人民。”苏俄政府对中国人民的这种友好态度激发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研究苏俄革命的热情，有利于中国人民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推动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有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十月革命后，最先向中国人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李大钊，他在1918年接连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公开申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同年9月，他进一步提出，十月革命后，“世界改造的机运，已经从俄、德诸国闪出了一道曙光。”他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是普遍真理。十月革命促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思考：俄国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人民政权，中国人为什么不能用这个理论武器挽救国家命运呢？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总是不能成功，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向俄国一样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呢？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找到了获得翻身解放的思想理论武器，找到了摆脱民族压迫和阶级压榨的光明道路。“1920年5月以后，信仰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已经不是个别人，而是人数相当众多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二）中国先进分子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研究当时中国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动力在于救国救民，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矛盾和问题，改造中国社会，是认定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前提下做出的选择，是政治和道路抉择，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政治信仰确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步认识到了俄国革命胜利和内外政策的理论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大威力，并开始以此为指导分析研究中国现实问题。陈独秀认为资本主义“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人幸福，简直是妄想。”他强调“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陈独秀主张改造中国必须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毛泽东强调，由于目前“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那么，各种解决之道中最根本的方法是各阶层人民效仿俄国，组成一个大联合，“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在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明经济制度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变动的基础，中国问题的解决必须打碎旧的经济基础，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他强调：“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于中国而言，“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而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进行革命，进行阶级斗争。如果不注重阶级斗争，“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在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论争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状况，指出中国经济落后固然是事实，但无产阶级的存在亦是客观事实。中国无产阶级遭受本国地主、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多重剥削压榨，革命要求强烈。李大钊指出，中国深受外国资本主义压迫，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得到独立充分的发展，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开发实业的好方法，“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陈独秀分析说：“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他呼吁道：“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阐明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强调调和劳资间阶级矛盾的改良主义是行不通的，中国应该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李达表示，劳动阶级谋求自身解放只能采取“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争斗手段”，即“直接行动 。”他比较说：“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因此，“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针对所谓中国无劳动阶级、不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谬论，李达强调说：“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陈独秀则进一步分析说，改变中国社会状况，“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因此，要“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受国际的或国内的恶势力的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这明确鲜明的提出了若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建立共产党组织的观点。在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中，陈独秀、李大钊、施存统等批驳无政府主义不加区别的笼统的反对一切国家、强权的谬论，强调无产阶级强权即是无产阶级专政，是用以保护工农大众利益，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制度的，是最终消灭阶级和一切专政的必经途径。施存统指出：“我们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我们底目的，并不是要拿国家建树无产阶级底特权，是要拿国家来撤废一切阶级的。”他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我们共产主义者，主张推翻有产阶级的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否则，革命就不能完成，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绝对自由”论，强调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陈独秀解释说，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一群或一团体之意见无法一致，而又当不能分裂或不宜分裂的境况，不得已只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而且“为社会公共利害不得不压服少数顽固派，甚至于有时还要压服多数的顽固派。”因此，无政府主义所谓的“绝对自由”，决不是科学的，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

通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交锋，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其科学性和真理性得到了进一步展现和澄明。经过反复比较，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李达、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李汉俊、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张闻天、罗亦农等一大批先进分子，陆续摈弃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迅速投入到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和创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行动中去。

二、十月革命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夯实了创立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两个基本条件。列宁指出：“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不同工人斗争相结合，就只是一种空想，一种善良的愿望，对实际生活不会发生影响；而工人运动则只会陷于零散状态，不会有政治意义，也不会得到当时先进科学的指导。”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4月底，列强在巴黎和约中把德国在山东所有的权益，全部直接让与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一无所获。中国人民对威尔逊十四条、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破灭了，中国知识界对美英帝国主义面目的认识逐步加深了，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大大提升了。对巴黎和会幻想破灭之时，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之时。十月革命促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探寻真理的目光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目的的“五四”运动爆发了。通过“五四”运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注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有机结合，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工人运动，大力增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与工人运动统一为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铸造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一）十月革命使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强大力量。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告诉了中国人民一个朴素的道理：工农群众只要团结组织起来，勇于敢于善于同国内外反动势力斗争，就能够战胜强大蛮横的帝国主义，建立一个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毛泽东评论说，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打倒贵族、驱逐富人的革命行动，使全世界为之震动，革命浪潮由此风起云涌，“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陈独秀也强调，十月革命后“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之一，就是人们的“直接行动”，即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20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增加，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达200万左右，且反帝意识和斗争水平都已经有了相当的提高。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具有以下崭新特点。一是工人运动从以往主要进行经济斗争发展为以政治斗争为主，几十个企业和行业的15万余工人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政治大罢工，展示了工人阶级的赤子之心、爱国之情和国家兴亡、国民有责的革命热情和政治觉悟。这一过程中，上海工人群众多次走上街头集会游行，多次与警方展开搏斗，表现出坚强无畏的斗争精神；二是中国工人阶级从以往作为资产阶级或其他社会力量的追随者参加政治斗争发展为具有阶级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共同利益群体——“工界”，罢工的目的是为了救国救民，在罢工斗争中表现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三是中国工人阶级从以往感性认识剥削制度的自在阶级逐渐发展为理性认识剥削制度的自为阶级。运动本身开始突破旧式行会、帮口的界限，要求尽快成立全国工界统一组织，召开工界联合大会，实现自身在组织和行动上的团结统一。这表明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表现出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运动的后期起了决定性作用。“五四”运动中，上海工人阶级展示的强大实力使上海军阀政府深感恐惧，惶恐不安的急电北京中央政府：“此次沪上风潮始由学生罢课，继由商人罢市，近且将有劳动工人同盟罢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在上海工人运动的带动下，全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的工人相继罢工，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显示出磅礴之力和巨大力量，迫使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拒绝和约签字和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五四运动中及其后工人罢工斗争的不断发展，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切身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开始产生依靠工人阶级去实现社会改造的思想。蔡和森对此有深刻剖析：“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渐知工人阶级势力比学生力量大了，恰恰此时工人阶级又起来了势力。‘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力量表现给他们看了，故反映到先进分子方面都迅速地使他们倾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俄国了。”邓中夏指出，“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亲眼目睹、亲身体验了工人阶级在运动斗争中的伟大力量，“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1919年10月，李汉俊进一步提出：“最近一个月来，罢工的事件，大小不下十余件，”知识分子“应该切切实实，对于这些问题去研究，去努力，“应该从精神上打破知识阶级四个字的牢狱，图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一致团结，并且一致努力，对于体力劳动者知识上开发做功夫，然后社会的改造，方才有多少的希望哩。”

（二）“五四”运动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自觉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日益成长壮大，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主客观条件都已成熟。工人运动要进一步发展壮大，需要先进的革命学说、锐利的反帝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经过十月革命实践证明的管用的科学理论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迫切需要除先进知识分子之外的更广泛、有强烈革命理论需求的阶层和群体，迫切需要更直接更广泛的群众运动和实践，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就是这种物质力量。“五四”运动之后，两者结合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业已成熟。列宁指出，“在所有的国家里，只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才奠定了二者的牢固基础。但是，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在中国，这一结合是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桥梁实现的。“五四”运动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有了新认识和新觉醒，懂得了仅凭自身是不可能成功改造中国的，只有实现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的的结合，革命才能成功。1919年8月，李大钊指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共产党》月刊深刻而中肯的评价了先进知识分子的这种关键桥梁作用，认为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容易发生觉悟，容易感受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本身“没有什么力量，”走进无产阶级队伍以后“就很有力量了。”“无产阶级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最有力的分子，没有他们，社会主义就不能实行的。”“无产阶级分子当中，最有力量做社会革命的，就是工厂劳动者，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占重要的位置。”但是，中国无产阶级还不成熟，“大半都是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的人。要想使他们有自觉，有训练，有组织，就非我们投身工厂，与他们亲近不可，我们站在圈子外面来讲劳动运动，是不成功的。我们要干劳动运动，必须我们自己亲身跑到劳动者群里去。”由此，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到民间去，深入工人群众，决心“与劳工为伍”，调查工人阶级状况，了解工人群众疾苦，宣传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扬“劳工神圣”观念，从事工人运动，在工人中进行了大量切实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1920年1月，李大钊组织北京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3月，李大钊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倡导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4月，邓中夏等率领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和革命宣传。4月2日，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发表《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讲，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称赞“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认为劳动运动可以两步走，第一步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权。希望工人阶级迅速觉悟起来，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伟大力量和历史使命。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俞秀松等一批进步青年深入工厂做工，努力与工人打成一片，调查研究如何开展工人运动，提出可以先组建上海“工人俱乐部”，对工人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然后再组织各种工人团体，开展工人运动。1920年5月1日，在陈独秀、李大钊等的组织领导下，上海、北京、广州、九江、唐山、汕头、漳州等地工人、学生举行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多种形式阐释劳动创造世界，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和罪恶，分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对立的根本原因，号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开展革命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大规模尝试，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提高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发展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革命理论和革命道理，既提高了工人大众的阶级意识、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促使他们进一步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推动工人运动进一步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阵转变；也促使先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由激进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向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转变。因此，十月革命推动和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有机结合，夯实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阶级基础。

三、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指导和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十月革命的胜利启示中国人民，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必须发动和调动工农大众的力量，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有机结合，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而走十月革命道路，必须像列宁那样，建立一个比资产阶级政党更先进的政党——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巨大帮助，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列宁正确的建党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组织建设、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建党原则、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等方面提供了直接的指导和帮助，加快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周恩来对此指出：“中国有五四运动的基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很快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

（一）列宁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920年4月，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其主要目的是“帮助急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组成马克思主义小组，……从组织和思想上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建立阶级的工人工会，宣传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同工人运动建立联系的思想。”他先后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等人，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情况，就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条件已经成熟。1920年春夏，维经斯基等人在北京、上海、武汉、济南多次召开座谈会，宣传十月革命的经验，阐述列宁建党理论，介绍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纲领和组织原则，启发中国先进分子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政党；7月，维经斯基亲自指导在上海设立了中俄通讯社，翻译报道有关苏俄、共产国际的资料，推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8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上海开始筹建共产党，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等人；1920年秋，维经斯基在上海创办了向苏俄输送革命青年学习的外文学社，成员包括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柯庆施、李启汉、任弼时、肖劲光、汪寿华、王一飞等人；10月，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等在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在上海及北京党组织的联络和推动下，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谭秋、包惠僧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在广州，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党的早期组织在各地陆续成立后，维经斯基等共产国际代表又帮助制定工作制度，开展革命工作；同时，维经斯基等还在上海帮助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团的带领和引导下，北京、广州、长沙、武汉、济南等地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是列宁建党理论和维经斯基等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指导和大力帮助的结果，正如董必武所述， “‘一大’以前，共产国际派人来中国，开始是维经斯基……这个人是来组织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有力的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这个过程中成长发展起来，为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准备了充足的条件和良好的基础。

（二）积极帮助筹备“一大”召开，帮助制定党纲。为了保障中国共产党顺利创立，1921年6月，共产国际正式派远东局负责人马林和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来华，同维经斯基一起帮助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参加了成立大会，帮助制定了党纲和其他相关文件。1921年7月25-26日，以列宁1918年起草、1919年3月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为参考，由董必武、李达、张国焘组成的“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起草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规定了党的名称、性质、纲领，明确规定了党的组织章程、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和发展党员条件，提出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 “一大”《纲领》和决议规定了严格的纪律，要求“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警惕，不要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傀儡。”“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列宁的建党学说在一大党纲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使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是以列宁建党理论为指导而组织起来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新型革命政党。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在自己的纲领文件中开宗明义确立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鲜明写下‘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这些字句。尽管处于初创阶段，但奠定了我们党的前进方向和基石。”因此，中国共产党创建伊始就没有受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干扰，没有“劳资合作”、“议会道路”等改良主义色彩，一开始就以列宁的建党思想为指导，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坚定以彻底的社会革命方式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加快了建党进程，有力地推动了党成立后中国革命运动的开展。这得益于共产国际的帮助，特别是“马林的督促、指导和支援，对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具有特殊的意义。”

习近平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犹如黑暗中的一道霞光，给正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思想基础、干部基础、组织基础和阶级基础。而列宁和维经斯基、马林等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指导，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目的、组织原则等重要问题，有力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社会发展有了崭新道路和光明前景，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国人民开始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华民族开始艰难地但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之际，重温十月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科学指导和重要推动作用，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给中国指明了正确道路——必须建立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依靠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指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昂首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文系聊城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理论研讨会一等奖论文）

作者简介：刘焕申，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