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开端是在我国传统农业社会无力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失败中被迫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理解、发展和实践始终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需要，在近现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与时代条件的大背景下展开，经历了一个独特的复杂历史过程。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现实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作为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萌发到明确再到丰富的历史演进，对于今天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谱写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篇章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自发：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各种社会思潮的比较中，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变中国的指导思想

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来说，“五四”时期无疑是最为关键的时期，甚至对今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走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具有启蒙性质。马克思主义被人们加以理解、选择和接受是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实践需要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0世纪初，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翻身求解放是中华民族紧迫的时代课题。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各种理论，但在实践中都失败了，最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手段，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反对一切压迫和私有制，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来谋求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目标暗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理想，手段正是近代中国要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所必需的。

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对中国社会产生强烈的示范作用。俄国用暴力方式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实现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当时的中国同俄国一样，也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专制帝国，两国都面临走出帝制、走向共和的历史任务，“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苏俄给中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使得苦苦寻找革命理论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摆脱苦难的希望和途径，“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十月革命成为中国人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榜样，中国的先进分子把学习的目标由西方和日本转向俄国，并最终放弃了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坚定地选择了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苦寻“中国向何处去”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最终认定的中国要走的道路就是要俄国人的道路。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理解、传播和发展也采取了“以俄为师”的路径。这当然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相联系，马克思主义刚刚进入中国时，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必然达不到相应的理论高度。先进的中国人只能把来自苏俄，反映了当时的苏联学者认识水平的马列主义教科书当做了现成的理论工具，这些苏联马列主义教科书也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启蒙的思想源泉。把来自苏联的受苏联系统教育的学者尊称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作为我党的创建者之一的毛泽东同样也是通过对这些哲学教科书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这就导致了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上就是苏联编纂的马列主义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就和苏联人的革命经验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标尺和准则。

这种对苏联模式的高度认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路径依赖，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着深远而重要的影响。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只能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作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时，就明确指出阶级竞争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毛泽东也直截了当地说，从《共产党宣言》等书中“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所谓唯物史观，核心就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刚刚进入中国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便把“阶级斗争”当做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甚至唯一内容，斗争的目标便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就被理解为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认识、解读和实践明显带有时代局限以及认知局限。主要表现为：第一，忽视了马克思主义首先作为一种注重“实践”的哲学思维方式，是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理性分析，是揭示历史发展逻辑和描述自身目标的统一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只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方面。而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片面地把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扩大化，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一种经济决定论，这直接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拉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第二，把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机械分割，肢解了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实质上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原子化的倾向；第三，基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表现出的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超越性理解认识不清，过多地强调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忽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理论地位，未能重视马克思哲学对人类文明的继承性。等等。对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种种解读模式，最终也导致建国后长期坚持僵化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以及极“左”政治路线等消极后果，直至在今天，仍不得不提防这种机械理解的思维模式的死灰复燃，以防其实践后果的历史重演。

二、自觉：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中不断摸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中国革命的理论来自苏联，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实践后就有了“中国化”的自觉，这种自觉开始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播和坚持。“五四”以后，先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积极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种思想斗争中，陈独秀用唯物史观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虚伪；李大钊在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论战中用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批判改良主义；用唯物史观批判庸俗进化论；用唯物主义认识论批判实用主义。论战中取得巨大胜利，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厘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界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普及，“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哲学”观点、命题和思想也开始逐步形成。李大钊基于唯物史观提出了新史观，即“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瞿秋白提出了“社会的有定论”与“历史工具”说等等。在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动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实践，以及对党内各类错误思想的批驳中，尤其是对“本本主义”的反思，以及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批判等等。这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围绕“中国化”所展开的，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照搬照抄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围绕着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而展开，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坚持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生长。

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于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上，传统中国中农民无疑是社会多数。因此，对传统中国的认识，就需认识农民；对传统中国的改造，也必须从农民入手。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写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人中最多的是农民……我们要认识中国，就要认识我们中国的农民生活”；思想学者梁漱溟在谈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时，也认为“中国还是一个以农村为根本的，这一点不能改，也不会改”；出身农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样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1926年9月，毛泽东就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指出了农民问题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也意味着他把握住了中国的最基本的国情，而这也成为了他最终走向成功的起点。对于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和根本的看法，作为学者的费孝通、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取得了一致的看法。革命能够维护了农民的利益，农民就会支持，革命就会走向胜利；反之，革命就会走向失败。历史也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就在于与农民的联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宣传和组织农民，让农民首先享有革命成果，使之成为革命的最坚定的同盟军。毛泽东甚至强调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来自苏联的教条主义者讥讽毛泽东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历史选择的恰恰是这种“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不是“纯正的”苏联式的马列主义。

建国初期，我党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进行着“创建新中国”的历史任务。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阶段，毛泽东写下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深刻分析我国具体国情，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思想精华，也逐步完善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理论成果，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建国初期的国家建设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50年代末，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党的指导思想逐步“左倾”，并最终走向了“文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蒙受巨大损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被迫停滞。

三、自主：以“实践标准”为基础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新阶段

文革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中国复杂具体国情，提出中国方案，不同时代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

1978年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也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发展序幕。随着“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回归，中国共产党开始对改革开放前我党长期坚持的封闭和僵化的指导思想进行审视，发扬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激活了马克思主义体系内的开放和创新因素，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创新，逐步克服了以往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化的弊病，以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为导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不断得到新的展现。

我们当下进行着的改革开放在本质上就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延续，其认识论基础就是把实践确立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维变革体现为反思“教科书哲学”，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教条主义的思想框框、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和庸俗化的思想倾向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马克思”，在中国的现实中主动认识、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提出，就是这一思想解放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人们不再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唯物论”加“辩证法”，把政治经济学理解成经济决定论，把唯物史观理解成阶级斗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发展逻辑做出了新的整体性理解、阐释和运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理解、阐释和运用，催生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一系列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

十八大后，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呈现出新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发展出了新的理论形态，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在理论层面的创新主要在于：

第一，致力于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范畴和根本理念。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谋求中华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而言，“发展”绝对是中国发展的第一要务。“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就应该在发展中解决，而不能够对发展提出质疑。至于应该如何发展，马克思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的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就既需要探索一般历史发展的规律，又需要要对处于特定时段的历史特点做出分析。马克思对于人类历史发展所做的伟大贡献就在于，既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又发现了“现实历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被加以创造性的阐释，社会发展理念最终经“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提升，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做出的新总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的新概括，是最新提炼出的新发展理论。

第二，致力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民”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主体和根本出发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即意味着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应该着眼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这一努力方向。在新时代，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取得的一切伟大成就都应汇聚为一个目标——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终也就体现于“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之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百年发展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扭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走向，引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刻变革，同时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中国化。百年党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逐步形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正以不断创新、发展的姿态指导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将带领中国走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本文系聊城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理论研讨会一等奖论文）

作者简介：陈永强，市委党校哲社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