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指出：“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大船”推动着“小船”，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燎原整个齐鲁大地。1933年9月，姚仲明同志创建东阿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姜楼完小支部，是中国共产党人铸就“红船精神”的真实写照。首创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是“红船精神”的内涵。本文从“红船精神”内涵的三个维度，阐释姚仲明同志的奋斗历程。

一、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红船承载初心，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一）创建东阿第一党支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王尽美、邓恩铭等先进分子于1921年春成立了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济南是继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后第六个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城市。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王尽美、邓恩铭作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党的二大之后, 中共中央派陈为人来山东指导工作。1922年8月, 在陈为人的指导下, 王尽美、王复元、王用章组成了中共济南基本小组, 王尽美为组长。不久又建立了中共济南支部, 王尽美任支部书记。1927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成立，吴芳任书记。

济南市五龙潭公园西南角的“二层小楼”，是山东党组织梦想启航的地方，是山东党的“红船”。从党的一大后，一直到1927年，中共山东地执委领导机关均在此秘密办公。

1933年7月，在济南乡师读书的学生、共产党员姚仲明响应山东省委“到农村去”的号召，带着开辟农村工作、发展党组织的任务，回到故乡东阿县韩堂村。9月，姚仲明建立东阿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姜楼完小支部。姜楼完小是爱国民主人士孙广滨先生于1932年创办的。孙广滨是姚仲明的表叔，邀约姚仲明到姜楼完小任临时教员。“姚仲明见表叔热爱祖国，是党团结发展的对象，为便于做完小学生的工作，便欣然接受了。到校后，姚仲明通过国语课向学生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党的革命业绩。来自农村的学生乐意接受进步思想，家境贫寒的更拥护革命的主张，有的学生还打听共产党的情况，要求入党。姚仲明经过调查了解和引导，在思想进步、品学兼优、出身较好、迫切要求革命的学生中先后发展苏广才(现名苏民)、王玉珍、尹燕桂等十几人入党，并成立了东阿县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中共姜楼完小支部，苏广才任支部书记，王玉珍、尹燕桂任委员。党支部建立后，直接同济南乡师党组织联系。1934年，中共济南临时市委成立，姜楼完小支部改由济南临时市委领导。1936年2月，中共东阿县委成立，姜楼完小支部直接归县委领导”。

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历程，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搞改革，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二）新中国首批大使

1950年8月至1958年1月，姚仲明担任中国驻缅甸大使。新中国第一批大使，被称为“将军大使”。除了王稼祥大使外,从1950年5月到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后任命了14位大使作为新中国首批驻外使节。由于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所以被称为“将军大使”。

中央对“将军大使”非常重视。周恩来说:你们这批同志,中央选了又选。现在你们脱下军装搞外交,武仗不打了,文仗还要打。一次,周恩来带大使们去见毛泽东。当时外电正好报道了一起某国使节叛逃的事,毛泽东以此为话题笑着对大使们说:你们都是老战士,虽不会搞外交,还要你们去干外交,我看都跑不了。毛泽东的话表现了党和人民对这些“将军大使”的信任。

姚仲明的个人简历。按照外交惯例,一国的大使在任命之前,首先要征求准备派往国家的意见,给对方提供拟任人选的简历,在得到对方的同意后,才可以正式任命并派出。当时的简历文本“驻缅甸大使姚仲明:现年36岁,1914年8月15日生于中国山东省东阿县。历任烟台市市长、济南市市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等职。”

驻外使节的行政级别。当时,外交部制定了驻外使领馆外交官等级配备计划,即:大使、公使由兵团级或军级(部级或司级)干部担任;公使衔参赞、一等参赞、公使衔总领事由军级或师级(司、处级)干部担任;二等参赞、总领事、一等秘书由师级或团级(处科级)干部担任。

（三）特色大国外交的早期探索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条方针。姚仲明认为建国初期外交战略有几大标志：一曰“另起炉灶”，二曰“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曰“一边倒”，四曰“抗美援朝”。这一系列的重大决策，集中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外交上的强烈意志，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是开天辟地的大变革。

中缅建交是“另起炉灶”的外交政策。缅甸，属于中国周边的民族独立国家；一般是按《共同纲领》规定的原则，先谈判后建交。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凡外国与我建立外交关系,必须满足我方三个先决条件:必须先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外交关系”;二、在联合国中支持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三、把现在该国领域内的属于中国所有的财产及其处置权完全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就是说,能不能谈判建交,首先要看对方政府对我们所提的这三个先决条件的态度。接受这三个条件,双方才可以就建交的具体程序等事宜进行磋商,经过商谈确定建交的时间和互派使节等事项。缅甸是继苏联之后第一个明确表示承认新中国并希望跟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因此,中缅建交谈判就成了上述原则的首次应用。中缅两国于1950年6月8日建交，缅甸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国家。中缅建交后，在美国的封锁下，仰光成为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大通道，中国与缅甸的关系影响重大。

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内容：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1953年提出，其文字几经斟酌，直至1955年万隆会议才最后确定。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25日至29日，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在签署的中印、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都写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姚仲明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协议公布后，在缅甸引起了强烈反响。吴努总理私下对我说：这一协议解决了大问题。我们两国是邻居，不能话不投机提鞋走开，走向哪里去？……促进了1955年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尼的万隆召开……中缅两国解决了历史遗留下边界纠纷问题”姚仲明介绍周恩来的外交政策，是“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争取做到‘朋友遍天下'，是周恩来一贯追求的目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他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展活动，冲破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扩大对外交往的有力武器。

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百年党史，是党领导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历史，也是一部跨越世纪不断筑牢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的历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不断筑牢理想信念的的精神之“钙”。

（一）不忘初心，坚定理想信念

入党时的历史背景：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山东。陈毅有一句名言，胜利的时候英雄好当，失败的时候英雄不好当。大革命失败，相当多的人经不起革命考验，有的人脱党逃跑了，也有叛变的。1929年1月至1933年12月，中共山东省委共遭到十次巨大破坏。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刘谦初、吴丽实等二十二名中共党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1932年，姚仲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没有被吓倒，而是毅然决然、奋不顾身投入救国救民的激流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我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在校听到一些进步的教员进步的同学谈起共产党的革命事迹,这对我是一个启蒙,促使我想问题,促使我去看有关的书刊,结果是越来越被共产党所吸引……1931年夏,一级的姜效骞被捕。虽然被捕的只一个人但在学生当中谈起来,却大有谈虎色变的情形，可见当时白色恐怖对人们的威胁很厉害。‘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如同一声霹雳,顿然,人心沸腾,全国震动形势出现了，急剧的变化种种迹象表明,山东党抓住了这一当务之急,顺应广大群众爱国的热切要求,利用一切合法的形式,放手发动了抗日救国运动,在学校组织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组织读书会,研究时事武装头脑。并以抗日义勇军的精神,组织学生军,让学生有抱负地参加军事训练，共产党员、团员和进步分子带头,并起着骨干作用,热气腾腾的形势向前发展着。我自然投入了这一激流。”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每一名党员干部肩负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重任,必须始终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在关键时刻靠得住、拿得起、顶得上。“仰无愧于天，俯不愧于地”。

（二）星火燎原，迎接革命高潮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道路理论。1928年10月至1930年5月，毛泽东先后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革命道路理论初步形成。1843年底，马克思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毛泽东指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到农村去”，开辟农村工作、发展党组织，开展农民斗争毫无疑义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

姚仲明领导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于11月25日渡过黄河,很快占领了济南,控制了胶济铁路西段,这一地区的重要城镇随之相继沦陷。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1937年12月，姚仲明与廖容标、赵明新、马耀南等人成功领导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姚仲明任政委，率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组织人马、筹备武器、向群众宣传、开展统战等等,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不容忽视的环节。但实践证明,最根本最重要、具有压倒一切地位的是掌握敌情打击敢人。”我军英勇杀敌的动人事迹使人民群众有了希望，有了依靠，渐渐出现了参加我军的热潮,我们的队伍迅速地得到了扩大。

（三）奔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

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去！那里代表了中国前进的方向！1939年，姚仲明调任八路军山东纵队联络部部长，当选七大代表，9月，赴延安出席中共七大。“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穿过一道道的封锁线，历尽千辛万苦，1940年，他来到延安，先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任中央党校一、四部文教主任。1945年4月至 6月作为山东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

创作剧本《同志，你走错了路!》。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讲话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1944年初，姚仲明执笔创作了剧本《同志，你走错了路！》，后著名话剧和电影演员陈波儿参与了剧本的修改和定稿。剧本创作的主题，是“根据大家座谈会的意见，主题应该写在统一战线中反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别的一概去掉。大家的理由是：这个故事的发展本身，就含有阶级投降主义的作怪。而且目前党内正在整风期间，大家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写这样一个主题，最切合需要。我了解到这个意见是尖锐的，是正确的。”

剧本的修改和定稿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致姚仲明陈波儿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仲明、波儿两同志：这几天读到你们的文章，很高兴。仲明同志的意见，我几乎是全部同意。凡是我想和你们说的，你大概都已说了，但不知剧本已经修改好了没有？如已修好，我很愿在你们付印前，得到一读的机会。可否？望告。专此。致以  敬礼！  周恩来  十二月十九日”

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演出大获成功。毛泽东诙谐地说;“我们这些‘土包子’不但能演戏, 而且演得很好, 你们这一炮可以说是打响了!”

三、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是江山。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底色，也是我们党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指出，“要怀着强烈的爱民、忧民、为民、惠民之心，心里要始终装着父老乡亲，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要想一想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是不是有助于解决群众的难题，是不是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人民军队的军魂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这一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奠基于三湾改编，定型于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1938年，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姚仲明、廖容标和赵明新同志组成党小组,负责发动该地区的武装斗争。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是新型人民军队的定型。“刚刚过了1938年元旦,他在党小组会上(省委指定我和廖容标、赵明新同志组成党小组,负责发动该地区的武装斗争)提出由他率领30余人去夜袭长山县城,并说明有了军队不去打目本鬼子,就算不上是真正的抗日军队,也就不能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夜袭长山县城的胜利，大大打击了敌人的威风,大大增长了人民的抗日志气。

（二）人民是民主政府的主人

抗战胜利后，1946年10月至1948年3月，姚仲明任解放区民主政府烟台市市长。这期间，他审理“涉外刑事第一案”。

案情经过。1947年5月23日下午5时40分, 烟台市发生了一桩联合国救济总署美籍职员史鲁域琪纵车轧死中国黄包车夫杨禄奎的交通肇事过失致人死亡案，公安局将史鲁域琪本人及其驾驶的汽车扣押。史鲁域琪扬言:“不就是撞了一个穷拉车的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过去撞死几个人不是什么事也没有吗?“我要看看你们要怎样?” 烟台市民主政府和洋车工会的领导, 给杨家送去30斤白面、10斤苞米面, 并安慰杨妻说:“政府是给人民作主的, 中国人民是不会白白死在洋人的汽车底下的。”

涉外谈判。24日，首轮谈判，姚仲明严肃地说:“‘联总’与解放区人民的友谊, 本应一天加深一天才是, 可是不幸得很, ‘联总’的朋友们经常用刀子来刺杀这种友谊……此次事件的发生, 在史鲁域琪思想上, 对中国人生命的轻视是肯定的。” 27日，第二轮谈判, 谈判议题是死者家属的抚恤问题，姚仲明说:“解放区人民的价值要超过国统区, 因为这里的人民都是主人。我也在国统区住过, 在那里外国人轧死人, 蒋政府对凶手照例不加惩办。但在解放区可不成, 这是两个世界, 解放区是新中国的典型, 是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圣地。” 6 月7日, 第三轮谈判,协议是总计赔偿255万元 (约3400美元) 。

案件宣判。6 月16日下午4时, 烟台市地方法院临时法庭宣判:“被告阿力克·史鲁域琪, 过失伤害致死一命,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被害人杨禄奎家境十分贫苦, 其妻要求的赔偿部分, 已经由政府与被告所属机关‘联总’历次谈判, 其负责人付给被害人家属赔偿抚恤金255万元, 以维持生活, 法庭不再就此作出判决。”7 月5日, 史鲁域琪写了一封悔过信, 在《烟台日报》上公开发表。

1947年, 大众日报对杨禄奎事件进行了一系列报道、评论，并被延安新华社转发, 激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亲历公祭和审判的美国合众社女记者葛兰恒在报道中说, 美国人为了碾死一个中国苦力而被判刑并作公开的道歉, 在中国许多世纪的历史上, 这是第一回。

（本文系聊城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理论研讨会一等奖论文）

作者简介： 孙彬 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