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助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

郑民德

 漕运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水上交通运输方式，具有浓厚的政治性和国家性，对于保障古代王朝的巩固与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军事、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说：“漕，水转谷也”，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亦称：“车运为转，水运曰漕。”可见，漕运始终与水具有密切关系。

 有利于古代王朝维系统治

 漕运是中国古代社会较为先进的交通运输方式，满足了京城物资供给与军事需求。早在人类社会早期，古人就发现水运较陆运具有极大优势，不但运输量大，而且能够减省人力。《易经·系辞》载：“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水上运输活动。

 鲁僖公十三年（前647），秦穆公为赈济晋国饥荒，通过渭河、黄河、汾河运粮而开展了“泛舟之役”。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大规模漕运事件。鲁哀公九年（前486），吴王夫差为北上伐齐，在扬州城下开凿了中国有史记载最早的运河——邗沟，同样具有漕运的性质。其后，随着人类智慧的进步与社会发展的需要，面对地理阻隔，古人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和创新精神，在利用自然水域运输物资的基础上，还不断开凿运河，并将运河与黄河、长江、淮河、济水、泗水相贯通，形成了早期的水运交通网络。

 随着秦汉、隋唐、元明清等大一统王朝的出现，京城人口众多，对漕粮需求极为迫切。西汉元光六年（前129），开凿漕渠；隋朝大业元年（605）至大业四年，开凿通济渠与永济渠；元朝至元二十六年（1289）、二十九年，开挖会通河、通惠河；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开挖南阳新河、泇河；清朝康熙年间，开挖中运河。以上都是为了满足京城漕粮运输需求。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漕运呈现出官方色彩愈加浓厚、管理制度愈加严密、作用愈加广泛等特点。至明清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系统，包括漕粮、漕政、漕船、漕军、漕夫、漕仓等，不同环节彼此联系、相辅相成。为保障漕粮顺利入京，中央政府设置了漕运总督、仓场总督、河道总督等，以便牢牢把握漕运的控制权。关于漕运的重要性，明人傅维鳞在《明书·河漕志》中表示：“漕为国家命脉所关。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清人王心敬在《裕国便民饷兵备荒兼得之道》中也认为：“国家建都燕京，廪官饷兵，一切仰给漕粮。是漕粮者，京师之命也。”大量漕粮、商货沿着运河源源不断地输往京城和军事要地。一方面，解决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窘境，满足了京城供需，强化了王朝控制社会的能力。另一方面，为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统一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推动古代经济发展

 漕运不仅是古代王朝的政治生命线，而且是重要的经济廊道。在古代社会早期，由于地理限制、交通工具落后，不同区域的经济相对独立，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当运河开凿、漕运兴起后，凭借便利的水运交通，晋商、徽商、闽商等贩运全国各地商货，互通有无，加快了客货物资的运输与交流，形成了一系列商路、市场。除了商人以外，漕运军丁、水手也利用漕船夹带大量南北商货，于沿途发卖销售，刺激了沿线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漕运对于运河区域市镇的崛起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大量客货集聚于沿河码头，商贾云集、舟车辐辏，使运河市镇呈现一派兴盛景象。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北京作为漕运终点，日益走向繁荣。《大都赋》称：“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下”，全国各地商人汇聚于此，城中会馆林立、货栈遍布、百货俱陈。天津为河海要地，有“一京二卫三通州”之称，诸路商货通过运河、海道运至天津，并以天津为枢纽转售四方，《新校天津卫志》载“天下粮艘、商舶鱼贯而进，殆无虚日”，其商业繁华程度可与扬州、苏州相媲美。山东临清位于会通河、卫河交汇之处，为南北襟喉、舟车都会，各地商船、民船入京都须经过临清。明人桂萼在《北直隶图序》中言：“广平以南，四方水陆毕会于临清，转漕京师，辐辏而进。”通州、沧州、德州、聊城、张秋镇、济宁、徐州、淮安、扬州、苏州、无锡、杭州等城市也是商业繁华之地，形成了粮食市、牲畜市、铁器市、棉花市、绸缎市、竹竿巷等专业性市场。

 除大型商埠外，连镇、魏家湾、南阳镇、台儿庄、窑湾镇、河下镇等中小型商业市镇也日渐繁荣。《清平县乡土志》中载魏家湾“商业昌茂，民殷富，最为繁盛之区”；《光绪鱼台县志》称南阳镇为“舟楫鳞次之所”；《光绪峄县志》言台儿庄为“天下第一庄”。尽管不同商业市镇的人口数量、商业规模差异很大，但其商业市场均通过运河相互贯通，形成了大小互补、上下通达的市场层级。沿河民众受商业思想的影响，也利用交通及地利优势，种植烟草、棉花、茶叶、花生、药材等经济作物，通过贩运与转售获取高于粮食作物的收益，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促进不同区域文化交流

 大量漕运军丁、商人、官员、百姓沿运河往来，促进了不同区域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使运河沿线文化呈现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开拓创新的特点。在运河大规模开凿之前，不同区域间的文化交流较少，文化的借鉴与融合速度较慢。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漕运路线冲破了南北之间的地理阻碍，燕赵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相互融合、彼此借鉴，服饰、音乐、舞蹈、体育、饮食、建筑等文化沿漕运路线传播，在运河沿线的城市落地生根，并融入当地文化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

 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推动了思想进一步传播，刺激了刻书业、印刷业的兴盛，沿河民众热衷于科举与入仕，产生了一大批仕宦家族，对古代国家与区域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外来文化的影响与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使沿河民众的日常生活、精神信仰发生了较大改变。大量民众不再坚持勤于稼穑、节约度日的生活习惯，而是通过经商或种植经济作物发家致富，在追求物质与精神富足上不遗余力。《老残游记》称聊城“这东昌府，文风最著名的。所管十县地方，俗名叫做‘十美图’，无一县不是家家富足，户户弦歌”；谈迁《北游录》载泊头镇“商贾辐辏，南北大都会也”；《天津杨柳青小志》言杨柳青“有运河及盐河之交通，人民因之多业商，而客于四方，农圃者仅百分之一二耳”。其他漕河诸镇，莫不如此。在精神信仰上，运河区域民众对金龙四大王、真武大帝、天妃等水神异常推崇。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与国家关注河道治理、极力提升水神地位有关外，还与商人的传播、外来信仰文化的传入密切相关。水神信仰在沿河区域的兴盛和大量庙宇的建立，充分体现了运河文化的包容性与丰富性。

 总之，中国古代漕运的产生、发展和衰落，与地理环境、交通变革、政治供给、经济需求、文化交流等因素密不可分。有些因素是直接的，对漕运的需求具有直观性与迫切性。例如，漕运河道的开挖改变了交通运输方式，加快了漕粮、物资转输，满足了京城与边防供给，强化了控制社会与维持王朝统治的物质基础。有些因素则属于漕运带来的间接影响。例如，漕运机构设置、漕仓收粮、漕船航行、军丁夹带，刺激了沿线市镇崛起，加快了客货流通与市场建构，促进了不同区域文化融合，使沿河民众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无论直接因素还是间接因素，漕运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在“国家于漕事最重最急”“国之大事，惟兵与漕”等话语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黄运地区河工经费研究”（19CZS02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山东省运河文化研究基地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9月9日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