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中的黄河

犟人李垂的呐喊：让黄河改道！

 宋真宗时期，来自黄河岸边的大臣李垂，有感于不断发生的黄河水患灾难，奋笔疾书，在朝廷上大声呐喊：让黄河改道！这声呐喊，犹如一道闪电刺破长空，深深地影响着黄河治理史。

 历史上，王景治河让黄河安流了八百年。直到后梁贞明四年（918年）后梁军在杨刘人为决河阻止晋军南进，致使黄河失去约束，洪水四处奔流，淹没城市乡村和田野，黄河又恢复了暴躁的本性。龙德三年 （923年），后梁军故伎重演在酸枣决河阻止后唐军队，河水淹没曹州、濮州二州。后唐庄宗时虽然进行了堵塞复堤，但从此以后，黄河被不断地挖开用于拒敌。整个五代十国期间，黄河河道淤积和提防脆弱问题日趋严重，成为了灾难之河。后周显德年间，黄河终于在杨刘决堤改道，下游主河道改走赤河。

 北宋立国之初，黄河泛滥决口已成为威胁政权稳定的重大隐患。面对频发的黄河水灾，宋政府被迫不停地派军民筑堤，还设置专门机构加强对黄河的治理。这一时期的黄河治理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治河工程巨大，如《宋史·河渠志》记载：开宝五年（972年）五月，“河大决濮阳，又决阳武，诏发诸州兵及丁夫凡五万人”；“咸平三年（1000年）五月，河决郓州王陵埽，浮巨野，入淮、泗，水势悍激，侵迫州城。命使率诸州丁男二万人塞之”；天禧三年（1019年）六月，黄河在滑州决口，政府“遣使赋诸州薪石、楗橛、芟竹之数千六百万，发兵夫九万人治之。”其二是治理手段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境，治河策略始终局限于堵口筑堤的被动应对，水患危机不能解除。郓州、棣州请求避黄河洪水而移民和迁城的奏章，如惊涛般叩击着宋真宗赵恒的龙案。可以想象当时的景象：边境二十多年的战事因澶渊之盟而稍息。通往京师的漕船在浊浪中颠簸，堤岸上值守的河工日夜敲击梆子示警，宋真宗坐卧不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著作佐郎李垂呈上《导河形胜书》三篇并附黄河水形图，提出系统性改道方案，为北宋治河注入了新的思维维度。

 李垂是博州聊城人，北宋咸平年间（998-1003年）进士。因著《兵制》《将制》崭露头角，初为湖州录事参军，召为崇文校勘，累迁著作郎。李垂性格秉正耿直，因不趋炎附势、攀附权贵而两次被贬。他在奏折中系统阐述了主动让黄河改道的具体措施和好处。

 “自汲郡东推禹故道，挟御河，较其水势，出大伾、上阳、太行三山之间，复西河故渎，北注大名西、馆陶南，东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黄、御混流，薄山障隄，势不能远。如是则载之高地而北行，百姓获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汉武舍大伾之故道，发顿丘之暴冲，则滥兖泛齐，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纵容边寇劫掠其间。今大河尽东，全燕陷北，而御边之计，莫大于河。不然，则赵、魏百城，富庶万亿，所谓诲盗而招寇矣。一日伺我饥馑，乘虚入寇，临时用计者实难；不如因人足财丰之时，成之为易。”

 李垂的方案主张让黄河自汲郡（滑州）改道北流，经河北平原循禹河故道分成六支，最后汇入赤河入海。该方案提出充分利用地理优势而改道，变“悬河”为地下河，最大的政治好处是，可以利用新形成的黄河天堑阻挡契丹人南侵。

 朝廷诏令枢密直学士任中正、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知制诰王曾详考察论证并拿出意见。任中正等人考证后上奏说：李垂所述颇为周悉。但“所言起滑台而下，派之为六”，“湍急难制，恐水势聚而为一，不能各依所导。设或必成六派，则是更增六处河口，悠久难于隄防”；其新开六处河道，破坏原漕运体系，也会产生新的淤塞威胁。而“筑堤七百里，役夫二十一万七千”，这种浩大工程为国家所不能承担，不现实。《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明确指出：“恐契丹乘隙，且废漕运，功大难成。”这些不利之处都是李垂所忽视的。所以，李垂第一次上书失败。

 李垂方案遭遇的阻力，也折射出北宋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北宋实行“两府三司制”，财政管理归“三司”体系，治河经费需要从国家预算中划拨。这种无把握风险高的大投入，不易为官僚系统接受。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八月，“河决澶州大吴埽，役徒数千，筑新隄。”天禧三年（1019年）六月，黄河在滑州河溢，“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历澶、濮、曹、郓，注梁山泊”，“州邑罹患者三十二”。第二年二月才堵住黄决口。面对泛滥造成的严重灾情，此时已为祠部员外郎的李垂再上疏请求黄河改道。朝廷命李垂至大名府、滑卫德贝诸州及通利军调研，形成完备的方案。李垂考察后，上奏朝廷：

 “请自上流引北载之高地，东至大伾，泻复于澶渊旧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军界。”

 具体方案是：“臣请自卫州东界曹公所开运渠东五里，河北岸凸处，就岸实土坚引之，正北稍东十三里，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潭，迳牧马陂，又正东稍北四十里，凿大伾西山，酾为二渠：一逼大伾南足，决古隄正东八里，复澶渊旧道；一逼通利军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导西河故渎，正北稍东五里，开南北大隄，又东七里，入澶渊旧道，与南渠合。夫如是，则北载之高地，大伾二山脽股之间分酌其势，浚泻两渠，汇注东北，不远三十里，复合于澶渊旧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

 李垂认为此工程仅需“兵夫二万”，八个月即可完成。

 朝廷收到奏折，结果是“朝议虑其烦扰，罢之。”李垂的黄河改道方案再次被否决！

 李垂两次上书标志着中国古代治河思想的重要转折，后为元代贾鲁所借鉴。其以地形制水势的思想，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河道治理理论早出五百年。随后，欧阳修、孙抃、韩贽、司马光等纷纷上书提出治河的建议。当代黄河治理取得的成就，某种意义上正是对李垂思想的跨时空回应。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运用的调水调沙技术，与李垂“分其流而减其势”的主张原理相通；黄河下游标准化堤防建设，实现了李垂“因势利导、分流减淤”的治河理想。

 回望北宋治河史，李垂两谏呐喊，犹如穿越时空的智慧闪光。折射出了农耕文明应对自然挑战的艰难求索。李垂方案的夭折，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传统社会应对重大生态危机需要面临二重困境：短期财政压力与长期安全利益的矛盾、官僚系统的决策思维与新构想之间的冲突。这种结构性矛盾，在当今的生态治理中仍具有警示意义。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成为国家战略的今天，重审这段历史，不仅是对先人智慧的致敬，更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黄河治理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文明如何与自然达成动态平衡的永恒课题。

 作者：荣海生（菏泽市社科院）

 来源：山东政事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