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中的黄河
犟人李垂的呐喊:让黄河改道!
宋真宗时期,来自黄河岸边的大臣李垂,有感于不断发生的黄河水患灾难,奋笔疾书,在朝廷上大声呐喊:让黄河改道!这声呐喊,犹如一道闪电刺破长空,深深地影响着黄河治理史。
历史上,王景治河让黄河安流了八百年。直到后梁贞明四年(918年)后梁军在杨刘人为决河阻止晋军南进,致使黄河失去约束,洪水四处奔流,淹没城市乡村和田野,黄河又恢复了暴躁的本性。龙德三年 (923年),后梁军故伎重演在酸枣决河阻止后唐军队,河水淹没曹州、濮州二州。后唐庄宗时虽然进行了堵塞复堤,但从此以后,黄河被不断地挖开用于拒敌。整个五代十国期间,黄河河道淤积和提防脆弱问题日趋严重,成为了灾难之河。后周显德年间,黄河终于在杨刘决堤改道,下游主河道改走赤河。
北宋立国之初,黄河泛滥决口已成为威胁政权稳定的重大隐患。面对频发的黄河水灾,宋政府被迫不停地派军民筑堤,还设置专门机构加强对黄河的治理。这一时期的黄河治理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是治河工程巨大,如《宋史·河渠志》记载:开宝五年(972年)五月,“河大决濮阳,又决阳武,诏发诸州兵及丁夫凡五万人”;“咸平三年(1000年)五月,河决郓州王陵埽,浮巨野,入淮、泗,水势悍激,侵迫州城。命使率诸州丁男二万人塞之”;天禧三年(1019年)六月,黄河在滑州决口,政府“遣使赋诸州薪石、楗橛、芟竹之数千六百万,发兵夫九万人治之。”其二是治理手段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境,治河策略始终局限于堵口筑堤的被动应对,水患危机不能解除。郓州、棣州请求避黄河洪水而移民和迁城的奏章,如惊涛般叩击着宋真宗赵恒的龙案。可以想象当时的景象:边境二十多年的战事因澶渊之盟而稍息。通往京师的漕船在浊浪中颠簸,堤岸上值守的河工日夜敲击梆子示警,宋真宗坐卧不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著作佐郎李垂呈上《导河形胜书》三篇并附黄河水形图,提出系统性改道方案,为北宋治河注入了新的思维维度。
李垂是博州聊城人,北宋咸平年间(998-1003年)进士。因著《兵制》《将制》崭露头角,初为湖州录事参军,召为崇文校勘,累迁著作郎。李垂性格秉正耿直,因不趋炎附势、攀附权贵而两次被贬。他在奏折中系统阐述了主动让黄河改道的具体措施和好处。
“自汲郡东推禹故道,挟御河,较其水势,出大伾、上阳、太行三山之间,复西河故渎,北注大名西、馆陶南,东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黄、御混流,薄山障隄,势不能远。如是则载之高地而北行,百姓获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汉武舍大伾之故道,发顿丘之暴冲,则滥兖泛齐,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纵容边寇劫掠其间。今大河尽东,全燕陷北,而御边之计,莫大于河。不然,则赵、魏百城,富庶万亿,所谓诲盗而招寇矣。一日伺我饥馑,乘虚入寇,临时用计者实难;不如因人足财丰之时,成之为易。”
李垂的方案主张让黄河自汲郡(滑州)改道北流,经河北平原循禹河故道分成六支,最后汇入赤河入海。该方案提出充分利用地理优势而改道,变“悬河”为地下河,最大的政治好处是,可以利用新形成的黄河天堑阻挡契丹人南侵。
朝廷诏令枢密直学士任中正、龙图阁直学士陈彭年、知制诰王曾详考察论证并拿出意见。任中正等人考证后上奏说:李垂所述颇为周悉。但“所言起滑台而下,派之为六”,“湍急难制,恐水势聚而为一,不能各依所导。设或必成六派,则是更增六处河口,悠久难于隄防”;其新开六处河道,破坏原漕运体系,也会产生新的淤塞威胁。而“筑堤七百里,役夫二十一万七千”,这种浩大工程为国家所不能承担,不现实。《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明确指出:“恐契丹乘隙,且废漕运,功大难成。”这些不利之处都是李垂所忽视的。所以,李垂第一次上书失败。
李垂方案遭遇的阻力,也折射出北宋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北宋实行“两府三司制”,财政管理归“三司”体系,治河经费需要从国家预算中划拨。这种无把握风险高的大投入,不易为官僚系统接受。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八月,“河决澶州大吴埽,役徒数千,筑新隄。”天禧三年(1019年)六月,黄河在滑州河溢,“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历澶、濮、曹、郓,注梁山泊”,“州邑罹患者三十二”。第二年二月才堵住黄决口。面对泛滥造成的严重灾情,此时已为祠部员外郎的李垂再上疏请求黄河改道。朝廷命李垂至大名府、滑卫德贝诸州及通利军调研,形成完备的方案。李垂考察后,上奏朝廷:
“请自上流引北载之高地,东至大伾,泻复于澶渊旧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军界。”
具体方案是:“臣请自卫州东界曹公所开运渠东五里,河北岸凸处,就岸实土坚引之,正北稍东十三里,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潭,迳牧马陂,又正东稍北四十里,凿大伾西山,酾为二渠:一逼大伾南足,决古隄正东八里,复澶渊旧道;一逼通利军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导西河故渎,正北稍东五里,开南北大隄,又东七里,入澶渊旧道,与南渠合。夫如是,则北载之高地,大伾二山脽股之间分酌其势,浚泻两渠,汇注东北,不远三十里,复合于澶渊旧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
李垂认为此工程仅需“兵夫二万”,八个月即可完成。
朝廷收到奏折,结果是“朝议虑其烦扰,罢之。”李垂的黄河改道方案再次被否决!
李垂两次上书标志着中国古代治河思想的重要转折,后为元代贾鲁所借鉴。其以地形制水势的思想,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河道治理理论早出五百年。随后,欧阳修、孙抃、韩贽、司马光等纷纷上书提出治河的建议。当代黄河治理取得的成就,某种意义上正是对李垂思想的跨时空回应。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运用的调水调沙技术,与李垂“分其流而减其势”的主张原理相通;黄河下游标准化堤防建设,实现了李垂“因势利导、分流减淤”的治河理想。
回望北宋治河史,李垂两谏呐喊,犹如穿越时空的智慧闪光。折射出了农耕文明应对自然挑战的艰难求索。李垂方案的夭折,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传统社会应对重大生态危机需要面临二重困境:短期财政压力与长期安全利益的矛盾、官僚系统的决策思维与新构想之间的冲突。这种结构性矛盾,在当今的生态治理中仍具有警示意义。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成为国家战略的今天,重审这段历史,不仅是对先人智慧的致敬,更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黄河治理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文明如何与自然达成动态平衡的永恒课题。
作者:荣海生(菏泽市社科院)
来源:山东政事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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