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元杰（聊城大学）

《回漕现象与明清京畿粮食市场》获评聊城市第三十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该文被收录在《文史》2023 年第 2 辑。

 中国古代开凿运河的主要目的是将地方上征收的漕粮运到京师，满足皇戚勋贵、文武百官、士兵匠役等的粮食需求。整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漕粮的征收与运输，概括为漕政或漕运；二是漕粮的入仓、存储与支放，可概括为仓政；三是皇勋百官兵匠们领取到漕粮后，解决自己的粮食需求。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重点关注的是漕运和仓政阶段，不太关心漕粮离仓支放后的最终去向，但实际上第三个阶段才是整个过程中最关键的、最体现目的性的阶段，这个阶段也与前两个阶段，尤其是漕运阶段有着紧密的相互影响。

 漕粮最终支放给这些皇勋百官兵匠（以下简称食漕群体）之后又是什么样的命运呢？它们是否达成了朝廷的意愿，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以往的漕运、仓政研究往往简单的认为漕粮运输到了北京、通州，入了漕仓，就完成了任务，后面分发给食漕群体满足他们的粮食需求就很简单了。在一些考察清代北京粮食市场的研究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一倾向，他们仅仅是把漕粮当做北京粮食市场的主要来源，没有认识到漕运对这个粮食市场的巨大反向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是通过回漕来实现的。所谓回漕是指运军旗丁在天津、通州等地购买陈年仓米以弥补漕额亏空，导致陈年仓米重新交纳入仓的现象。具体来说，它造成了漕粮的循环流动，先是运军把漕粮交入漕仓，漕仓再把漕粮支放给食漕群体，食漕群体再把一部分漕粮卖给粮商米铺，粮商米铺再把收购的漕粮卖给运军，运军再把买到的漕粮交入漕仓，如此不断循环。这个循环的影响非常恶劣，一方面它导致每年入仓的漕粮中都掺杂了相当数量的往年漕粮，当年漕粮数额就失去了意义（无法确定当年入仓的有多少是新鲜的漕粮）；另一方面，漕运的目的是满足食漕群体的粮食需求，是让他们吃的，他们不吃反而卖掉了，消解了漕运的意义。

 明清朝廷，尤其是清廷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他们采取种种措施来禁止或加以限制，但没有显著的成效。为什么这种现象生命力这么顽强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看：

 一是运军具有强烈的收购陈年漕粮的意愿，这为回漕提供了强大的市场需求。运军收购陈年漕粮的目的是为了弥补亏空，避免处罚。而引发运军亏空的包括收兑时漕粮的湿润掺杂（民众和州县交给运军的时候漕粮质量就不好，其原因也非常复杂，大部分民众是拿着银子到水次市场上买粮上交的，在买粮这个环节往往受到歇家和斗行的坑害；还有部分漕粮是由州县吏役、家人转运到水次交兑的，这些吏役在运输中间有高价卖掉好米，再低价购买劣米交兑，以赚取差价的行为）、水次折钱（民众为了免受歇家、斗行的坑害，更愿意直接交钱给运军，运军也不想收劣质漕米，直接收钱更容易还债和途中贸易，也愿意收钱）、风火漂失（三四千里的长途运输途中发生的意外）、奉承勒索（运输途中每个衙门每级官员都要给他们好处，还要遭受闸夫、溜夫等的剥削）、沿途盗卖、偿还高利贷等。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损失，如果在入仓前不解决亏空，运军们会面临严重的刑罚，为此他们在天津、通州之间高价求购陈年漕粮（他们的资金来自运输途中的夹带贸易）。

 二是食漕群体因长途支领漕粮耗费过大而无奈卖粮，这是回漕粮米市场供应的主要来源。明代的时候因为紫禁城圈占了一段通惠河，导致通惠河无法航行，大量漕米储存在通州仓。每当放米时节，食漕群体要长途跋涉去通州领粮，来回六七十里地。这时大家都要租雇车辆驴骡，租车费、运输费十分高昂，甚至超过漕米的价值。他们觉得得不偿失，便会在通州张家湾把领到的漕米卖掉，换成银子回京买米吃，这样就能节省租车费和运输费。清代解决了通惠河的问题后，仍然有很多人嫌漕仓离家远，领米后就卖掉，来节省运输费用。

 三是中间商。一头是运军在高价收购漕米，一头是食漕群体在低价抛售漕米，粮商米铺等中间商就能很轻松地赚个盆满钵满。食漕群体低价抛售漕米赚的钱往往无法支撑他们全年的消费，到后期往往得从粮商米铺这里借米赊账，从而形成了普遍的债权关系，粮商米铺借此关系为怂恿甚至威胁他们领到漕粮后卖米还债。另外，由于回漕，漕仓中陈旧漕米的比重越来越多，越来越难吃，食漕群体也越来越不愿意吃漕粮，更增加了他们卖掉漕粮的意愿，转而购买杂粮食用，这些都为回漕市场提供稳定的漕米供应。

 本文在此基础上对回漕市场的规模做了估算，认为明代的时候通州市场上参与回漕的主要是通州仓流出的漕粮，约有60万石；清代嘉庆严打以前流入通州市场的漕粮当在50万石以上，嘉庆严打以后应有30万石之数。

 最后，本文考察了回漕现象的消失。这是在晚清黄河改道、运河断流，漕粮海运之后发生的。原因是漕粮海运后，运军大规模失业，海运到天津后，需要河运到通州，这一段不过200公里，比起原来江南湖广江西的2000多公里短的多，不会造成很严重的亏空，也就没有了强烈的购买漕粮弥补亏空的意愿。等到光绪二十三年以后，铁路相继开通，大量商品粮涌入北京，漕运的意义也被彻底消解，依附于漕运之上的各种群体及其滋生的回漕等弊端也都随之消解了。

作者简介

 高元杰，男，1988年2月生，济南市章丘区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运河学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先后入选聊城大学“光岳英才”“光岳新秀”人才工程、聊城市“羡林学者”培育工程。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运河史、漕运史、环境史和明清社会经济史。主持国家社科后期资助、教育部社科青年、山东省社科党史、省高校青创团队、聊城大学青创团队项目各1项。在《史学月刊》《文史》《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农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国家航海》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独著《大运河图志》一部，参著《中国运河志》《中国生态环境史》《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志》等多部。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省文旅优秀成果奖、市社科普及与应用特等奖、市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各1项，聊城市、聊城大学社科奖二等奖、三等奖多项。

编辑：吴金锦